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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碣上的民族大团结
山川奇石网    2015-11-10 16:10:54    文字:【】【】【

碑碣上的民族大团结
——试读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
胡桂财

    碑,竖石也。秦代称“刻石”。秦始皇刻石纪功,大开树立碑碣之风。
    碣,本意是齐胸高的石块;刻石中的一类形制,亦相当于石碑。
    “碑”和“碣”的定义,最早是不一样的。古代汉族人民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圆首形的或形在方圆之间,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东汉以来,碑碣渐多,有碑颂、碑记等,用以纪事颂德。碑的形制,也有了一定的格式。后世碑和碣的名称往往混用,以之成为碑刻的统称。
    清代康熙皇帝用他的文武兼修、满汉兼纳、中西兼学的帝王胸怀,融华夏五千年之文明,集中华盛景于一览,于1703至1790年,在燕山腹地承德建成了一座闻名中外的皇家宫苑——避暑山庄。山庄的建成,展示了国运的昌盛、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空前团结。避暑山庄里建有碑林。
    清代建成避暑山庄后,在她周围又相继建起了多处不同民族文化风格的寺庙。这些庙宇,俗称外八庙。
    在承德避暑山庄外的西北角,有一处宏大的寺庙群,称普陀宗乘之庙。因仿西藏拉萨布达拉宫而建,俗称小布达拉宫。
    修建普陀宗乘之庙的初衷,原为褒奖宣慰前来庆贺乾隆六十寿辰及其母亲八十大寿的蒙藏等少数民族王公贵族的场所。普陀宗乘之庙碑亭里的主碑碑文,详细记录了建庙的宗旨及建庙过程。
    小布达拉宫,是避暑山庄以外诸寺庙中规模最宏大的一处。整个宫殿区建筑为藏文化风格,但在宫门的碑亭里,却立有两座歌颂蒙古族的碑碣,即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和御制《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
    土尔扈特,清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雅尔地方。明末清初,西迁至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蒙古族同胞在远离祖国148年后,返回伊犁。他们的艰难归来,重回祖国怀抱。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史上实现完全统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
    土尔扈特部的回归,恰逢普陀宗乘之庙的落成暨乾隆皇帝及其母大寿之际,由此便成为了见证清代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对伟大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庄严赞颂。为了表彰土尔扈特部的英雄壮举,乾隆皇帝亲撰,刻碑记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石碑分别竖立在普陀宗乘之庙碑亭内主碑的左右两侧。
    土尔扈特人的回归,在祖国民族团结史上,写出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也见证和歌颂了清廷的当时国策与民族团结的政绩。
    《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碑文,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于碑体四面,今仍清晰可辨。

附碑文汉文全文如下:
“土尔扈特部全部归顺记碑”
    “始逆命而终徕服,谓之归降;弗加征而自臣属,谓之归顺。若今之土尔扈特,携全部,舍异域,投诚向化,跋涉万里而来,是归顺非归降也。西域既定,兴屯种于伊犁,薄赋税于回部。若哈萨克,若布鲁特,俾为外圉而羁糜之。若安集延、若拔达克山,盖称远徼而概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岂其尽天所覆,至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为我仆属哉?而兹土尔扈特之归顺,则实为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记。”
    “土尔扈特者,准格尔四卫拉特之一,其详已见于准噶尔全部纪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弗可考。后因其汗阿玉奇与策旺不睦,窜归俄罗斯,俄罗斯居之额济勒之地。康熙年间,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尝欲悉其领要,令侍读图丽琛等,假道俄罗斯以往。而俄罗斯故为纡绕其程,凡行三年又数月,始反命。今之汗渥巴锡者,即阿玉奇之曾孙也。以俄罗斯征调师旅不息,近且征其子入质。而俄罗斯又属别教,非黄教,故与合族台吉密谋,挈全部投中国兴黄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岁十一月启程,由额济勒历哈萨克,绕巴勒喀什诺尔戈壁,于今岁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阅月,历万有余里。”
    “先是朕闻有土尔扈特来归之信,虑伊犁将军伊勒图一人,不能经理得宜。舒赫德以参赞居乌什,办回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来中有舍楞其人,曾以计诱害我副都统唐喀禄 (唐喀禄于戊寅四月,偕厄鲁特散秩大臣和硕齐率兵追捕逸贼,至布古什河源,射舍楞弟劳章扎布,扑而擒之。既而舍楞至,称欲投诚,请释其弟。唐喀禄虽许而疑其诈,欲先擒舍楞,和硕齐云:擒之无益,不如招之使降。越日,舍楞诡称欲入觐,且携众至。唐喀禄益疑之,和硕齐复言,彼畏我兵威,不敢动移,曷亲莅抚谕之?唐喀禄信其言,从数人往,既至,和硕齐劝各解鞍去橐鞬,俄倾变作,唐喀禄遂遇害,和硕齐即降贼,寻擒获伏诛。舍楞乃窜入俄罗斯境)。因以窜投俄罗斯者,恐其有诡计,议论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敌。朕亦不能不为之少惑,而略为备焉。然熟计舍楞一人,岂能耸动渥巴锡等全部?且俄罗斯亦大国也,彼既背弃而来,又扰我大国边界,进退无据,彼将焉往?是则归顺之事十之九,诡计之伏十之一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讯。设侦、筹储、密备之事,无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归。且抡其应入觐者,由驿而来,朕即命随围观猎,且于山庄宴赉,如都尔伯特策凌等之例焉。”
    “夫此山庄,乃我皇祖所建,以柔远人之地。而宴赉策凌等之后,遂以平定西域,兹不数年间,又于无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尔扈特全部归顺之事。自斯,凡属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神御咫尺,有不以操先券,阅后成,惬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答祖恩,益凛天宠,惴惴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满,而力或弛。念兹在兹,遑敢自诩为诚所感与德所致哉?或又以为不宜受俄罗斯叛臣,虞启边衅。盖舍楞即我之叛臣归俄罗斯者,何尝不一再索取,而俄罗斯讫未与我也。今既来归,即以此语折俄罗斯,彼亦将无辞以对。且数万乏食之人,既至边界,驱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将何以生?虽有坚壁清野之说,不知伊犁甫新筑城,而诸色人皆赖耕牧为活。是壁亦不易坚,而野亦不可清也。夫明知人以向化而来,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无谓也。其众涉远历久,力甚疲矣。视其之死而惜费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为,况体天御世之大君乎?发帑出畜,力为优恤,则已命司事之臣(土尔扈特部众长途疲顿冻馁,几不能自存。因命舒赫德等分拨善地安置,仍购运牛羊粮食,以资养赡,置办衣裘庐帐,俾及御寒。并为筹其久远资生之计,今皆全活安居,咸获得所)。兹不赘记,记事之缘起如右。”
    “乾隆三十六年  岁在辛卯季秋月中浣  御笔”

资料链接:
渥巴锡(1743——1775),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乾隆二十六年(1761)袭父职,继汗位。因不堪沙俄政府压迫,与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于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1771年1月)至乾隆三十六年六月(1771年7月),率族起义。自伏尔加河畔,返回祖国伊犁。同年九月入觐承德。受封为卓哩克图汗,管辖珠勒都斯旧土尔扈特蒙古乌讷恩素珠克图盟南路四旗(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
土尔扈特部早年为什么出走欧洲呢?
土尔扈特部历史上的出走,主要源于“不堪战乱,远走他乡”。
其因有四,其因一、起于部落上层争夺汗位;其因二、躲避部族之间争夺属民、牧场、财产相互残杀的内讧争战;其因三、躲避沙俄侵扰、威胁、索税;其因四、为开辟美好新家园、憧憬富裕新生活。

有资料载:

    明朝末年,居住于我国北方和西北的蒙古民族分作三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游牧在青海、新疆一带的厄鲁特蒙古又分为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亦称四卫拉特。厄鲁特各部之间虽有联盟,但互不统属,难相制衡。十七世纪初叶,由于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厄鲁特各部人口增加,势力不同程度发展壮大。部族之间争夺汗位、牧场互相残杀的争战和内部争夺财产、属民的内讧纠纷时起。其间,准噶尔部迅速崛起,恃其强,称霸于厄鲁特诸部,攻掠喀尔喀蒙古,侵扰西藏地方,甚至外联沙俄,企图独占北方。沙俄也不断侵扰厄鲁特与之接壤部落,侵占属地,威胁索税,并勒令划入俄籍。当时,土尔扈特部人口较少,在准喀尔部的大肆吞并面前,不甘就范,曾与之发生冲突。
    明朝天启三年(1623),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与众族长商议后决定,与其战乱内讧、自相残杀、遭受外侮,不如远走他乡,寻找生路。那时伏尔加河下游是一块无主之地,沙俄的势力尚未延深至此。和鄂尔勒克向厄鲁特联盟所推选出的新汗(蒙古称其君曰汗或汗王)图鲁拜琥(和硕特部)及众台吉说明迁徙的原因,遂率部众5万户离开世居的准噶尔盆地,西迁至地广人稀、水草丰美的伏尔加河下游的荒莽草原上,在那里建起了自己新的家园。
    土尔扈特部虽远居欧洲,但始终认同自己的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尊重中国王朝主权,不向沙俄称臣。顽强地保持着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长期与祖国保持着密切联系。
土尔扈特部保持与祖国有血肉联系的见证诸多:见证之一、不时遣使回国表贡;见证之二、遵例到西藏、青海等地熬茶礼佛;见证之三、清朝初年,厄鲁特蒙古会盟于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和鄂尔勒克率子书库尔岱青回来出席会盟,并参加修订《卫拉特法典》等政治活动;见证之四、雍正三年(1646年),书库尔岱青赴藏熬茶期间,觐见了五世达赖。后又遣使进京,“奉表朝贡”;见证之五、康熙年间,土尔扈特部仍“表贡不绝”。阿玉奇汗派人经由西伯利亚,历时两年抵达北京,向皇帝“表贡方物”,以尽拳拳之心,延续隶属关系;见证之六、派出本部兵力赴阿尔泰山,协助清军阻堵准噶尔部叛酋噶尔丹归路,为清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做出了贡献;见证之七、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土尔扈特部派使者拜谒乾隆皇帝,报告遭受沙俄压迫情况及与俄关系只是表面附之。充分表达出“忠君”和爱国之情。
    清朝政府也始终把羁旅海外的游子挂在心上:见证之一、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清廷遣使探望、慰问土尔扈特部;见证之二、雍正八年(1730年)朝廷再次遣使探望慰问土尔扈特部,满足了他们了解祖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愿望。
    祖国母亲的关怀,加深了土尔扈特部人民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对后来重返祖国,产生了及其深刻的渴望与坚定的信念。
    土尔扈特部为什么要返回故土呢?主要原因是来自沙俄帝国的巨大压力,使他们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
    十八世纪以后,沙俄势力不断向外扩张,对土尔扈特部的高压控制日渐加剧。

    一、政治上,土尔扈特汗国不愿俯首称臣。土尔扈特强盛时期,他们的汗国与沙俄地位是平等的。沙俄强大以后,直接干预土尔扈特部汗位的继承,把部落里的一个决策机构“札尔固”,提升为与汗的平等位置。在权力上,这对汗王渥巴锡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二、思想上,强迫土尔扈特人改变宗教信仰,改信东正教。这一条对土尔扈特人来说,在精神上是绝对承受不了的;

    三、经济上,沙俄政府让大量的哥萨克移民向东扩展,不断缩小土尔扈特的游牧场地。对土尔扈特人又课以繁重的税赋,致使土尔扈特畜牧业发展受到严重限制;

    四、绝不接受沙俄强制实行的人质制度。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人强制实行的人质制度,目的就是要牢牢控制住土尔扈特人。一切听沙皇指挥,叫你向东,不能向西,叫你去打仗,你就得上前线。从18世纪,沙俄帝国就竭力控制出海口,禁止人员外流。随着沙俄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大,战争越来越多。俄国当时征用土尔扈特的青壮年,作为俄国的军队出兵攻打土耳其。在这场战争中,土尔扈特的人员伤亡极大。而且战争持续时间久,长达20余年。土尔扈特假如每次参战十万人,每次打仗回来,几乎只剩下了一、二万人。当时土尔扈特人惊恐地感觉到,这样的仗如果再打下去,土尔扈特人就要给打没了!仅1768年至1769年沙俄对土耳其的第一次战争中,就强征大批土尔扈特人替俄充当炮灰,死者七八万,致使人口锐减。1770年,俄国欲再次向土尔扈特征兵万人,并无理要求把渥巴锡汗的独生子及部落首领的子弟送去彼得堡作人质。土尔扈特部人人忧惧,一片惊骇之声:“汗国的末日到了!”此刻土尔扈特人民,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反抗沙皇压迫的斗争,火山般地爆发了!以渥巴锡为首的上层首领们密商决计:武装起义。脱离沙俄的黑暗统治,重返祖国,回到太阳升起的东方去!
    综述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在这样的形势下,土尔扈特人,如何决定自己民族的命运,回归自己强大的祖国,定然是一个正确的决择。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冬十月,土尔扈特人民勇敢地举起武装起义反抗沙俄的旗帜。起义队伍袭击了俄军驻渥巴锡大帐的兵营,击溃阻碍他们东归的俄兵,焚毁了所有的帐篷船只,遗弃不能带走的粮食财物。年轻的渥巴锡汗率领部族老小33000多户、169000多人,驱赶驼队、羊群毅然决然地踏上东归之路。途中他们冲破沙俄军队、哥萨克骑兵和草原游牧民族的围追堵截,克服了令人难以想像的艰难险阻,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在战争、饥饿、严寒、酷暑、疾病的摧残折磨下,约有10万人倒在路上。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6月,土尔扈特部众终于踏上自己的国土伊犁,结束了长达8个月的艰难万里归途。他们风尘满面,形容枯槁,衣不蔽体,鞋靴全无。这时,他们只剩下不足7万人。
    土尔扈特部的回归,是对乾隆王朝国庆的最好献礼。乾隆认为,土尔扈特部于是时归来,“诚有不可思议者……则实为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然者……”实则不然。土尔扈特部回归,最根本的原因是土尔扈特人民认同、热爱自己的祖国。盛世召唤,是土尔扈特人摆脱异族压迫,追求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原始驱动力。而宗教信仰亦即文化背景的差异也是东归的一个主要因素。若说是天意,则是土尔扈特贵族首领顺应民心,在关乎自己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做出了正确选择,符合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客观规律。虽是在意料之外,却亦在情理之中。
    清政府对土尔扈特摆脱异族异教统治的悲壮爱国行动,给于高度评价和肯定。迅速优恤赈济,妥善做出安置。刚至伊犁,朝廷就及时发放了临时救济米、茶。口给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拨出官银20万两,紧急动员了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等地各族人民以大量的物资供给土尔扈特部。采购羊皮袄51000多套,布61000多匹、棉花59000斤、毛毡帐篷400多具。出屯庾米麦41000多石,拨给官茶2万多封,使皆安居得所。为计之长久,休养生息,扶助土尔扈特人民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乾隆旨令:划拨土地,发放种子;从各地牧群中挑选有繁育能力的牛羊26.5万头,让他们放牧、饲养、繁殖;连续8年免除赋税;至1871年,国家百年不征土尔扈特部兵役。
    清政府在安置、忧恤的同时,对渥巴锡等首领隆重接见,并封爵赏赐。朝廷特派六百里加急驰递乾隆皇帝敕书,晓谕渥巴锡等首领:“闻厄鲁特(土尔扈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均未出痘(天花),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到彼处,即带领前来。否则俟明年临幸时,再来入觐,朕务与策凌、车凌乌巴什(前归附的杜尔伯特部首领)一例施恩。”
    接旨后,渥巴锡等贵族首领即刻动身前往承德觐见乾隆皇帝。九月初八行至木兰围场伊绵峪,与正在行围打猎的乾隆皇帝会见。乾隆举行盛大宴会款待渥巴锡一行,用蒙古语问询回归经过。对土尔扈特人民表示极大的关切,命随围观猎3天,并邀渥巴锡一行随驾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庆典。渥巴锡呈献明永乐八年汉篆玉印一颗,以示归附诚意。土尔扈特部的二号首领、渥巴锡的堂侄策伯克多尔济,向乾隆皇帝敬献异域骏马一匹,寓意愿效犬马之劳。
    乾隆皇帝根据土尔扈特部各首领原有地位的高低,对朝廷效忠的程度、和东归过程中的功劳大小,以及归来后所剩属民的多少,分封爵位,予以赏赐。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举行了隆重的接见仪式,并颁布了封赏谕旨。封渥巴锡为卓里克图汗——英武勇敢的汗;其余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各等公;并赏黄马褂、黄辔头等。另根据他们的爵位等级,赐给相应的顶戴官服。多次赐宴避暑山庄,观灯焰,看火戏,并邀渥巴锡一行参加了由章嘉国师主持的普陀宗乘之庙落成典礼盛大法会。
    由于清朝的妥善安置,土尔扈特人民非常满意,从而进一步密切了清朝政府同厄鲁特蒙古人民的关系。回归的土尔扈特人民,被安置在故居准噶尔盆地一带,他们为维护边疆稳定,加强同各族人民的团结,发展当地畜牧业生产作出了积极贡献。
    乾隆四十年(1775),渥巴锡因病去世。临终前对部人留下遗言:“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勿生事端,致盼致祷”,可鉴其为维护民族团结统一的一颗赤胆忠心。特别是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领土疆域时,新疆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尊严,与侵略者和分裂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协同清军歼灭了多股反动势力,挫败了沙俄侵略者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土尔扈特人的子子孙孙,世代都能站在反侵略斗争的前线,为祖国建立了不朽功勋。他们高尚的爱国主义英雄壮举,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丰碑上,伟大的民族团结精神,将永远闪烁光芒。
(参考:《辞海》、《百度百科》 编辑 红山)

远看普陀宗乘之庙

普陀宗乘之庙碑亭

普陀宗乘之庙碑亭内的主碑(中)《土尔扈特部全部归顺记》碑(左)《抚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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